由于足球的从业机会是用职位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刻画的，随着总人口继续增加，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几率反而越低，结果就是选择足球作为职业的人会越来越少。
活跃住房消费，保持房地产投资的合理规模，必须在稳定城镇住房价格的前提下进行。但把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的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建设用地也纳入招拍挂范围，必然带来过高的房价。
此外，扩大教育、文化、休闲、旅游消费也有很大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增强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动力，不仅应包括正常情况下的拉动力，还应包括克服下降惯性的拉动力，因此启动经济的油门应当踩得大一点，否则难以奏效。事实证明，地价过高是高房价的主要推手，而推高地价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土地使用的招拍挂制度。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这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降低中高档消费品进口关税，以扩大国内消费。
二是实现经济增速止跌回升，必须克服速度下降的惯性，这就需要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拉动力。上半年，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下，努力保持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抑制通胀的统一，夏粮又获丰收，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经济增速保持在7.8%，实现了稳中求进。进入 赵燕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足球 。
在人口一定的条件下，参与率越高，职业足球运动员数量越多，发现天才球星的几率也就越大，足球水平也就越高。这是因为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职业通常被假设为规模的函数，人口越多，生成的职业岗位也会增加。因为一个联赛最多能容纳20只球队。形成对比的是，中超虽然也只有16支球队，但对应的人口却高达14亿。
不仅联赛球队和人口比重存在规模诅咒，联赛与空间大小也存在类似关系。日本J联赛18支球队，对应人口为1亿2000万。
但问题出在足球职业并不总是符合这一相关性。职位相对人口越稀缺，意味着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投资风险越大，社会的足球参与率就会越低。1、国足之谜 中国老百姓对足球不可谓不热爱，中国领导对足球不可谓不重视，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举国体制到天价球星，中国可以说是试遍了所有药方，就是没有一个灵的。和乒乓球这类人数很少就可以训练的比赛不同，足球需要多人组队，比赛组织的难度大很多。
2021年，德甲联赛18支球队，对应的德国人口8229万。著名球星孙继海谈起中国注册的职业球员为什么会少得可怜时，就反问央视记者：假如你有小孩儿你会让他踢足球吗？。2011年日本一个中学足球场就有190多人在踢球，高中联赛每年有4000多支球队报名，日本注册球员有90多万，而中国足球注册球员仅有五万，十年后的今天，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是日本的十倍还多，职业球员加上青训球员也不过才10万多人。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职业球员数——总人口和参与率的乘积——反而会减少。
英超球队20只，对应英国人口6657万。比如，为什么规模巨大的组织，常常不会出现经济学理论预期的报酬递增？为什么像中印这样巨大的规模，并不必然具有相对于较小规模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优势？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在规模诅咒模型看来，中央向地方放权，就相当于突然增加了无数联赛，全社会的制度探索参与率的提升，源于基层的各种改革思路层出不穷。
联赛造成中国足球水平的下降，完全符合规模诅咒模型的预期——只要足球的职业总供给被锁定，巨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没有带来规模优势，反而会降低社会参与足球的动力。6、新的联赛架构 知道病因后，处方就变得简单——那就是中国应当仿效美国篮球东西联赛的模式，将足球联赛改造为多个联赛+总决赛的结构（最好足协也一起拆分）——在短期内使参加联赛的球队数量翻倍。
如果上述逻辑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如果不能大幅扩大足球联赛的容量，足球职业的从业风险就依然巨大，不论中国球迷多么热爱足球，不论领导多么重视足球，不论在足球上投入多少资源，中国的足球水平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换句话说，足球水平应当与人口规模有显著的正相关。显然，联赛空间地域越大，比赛的时间和组织成本都会更高。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职业足球的顶级岗位却非常稀缺，直接导致了足球职业极低的参与率。4、规模不经济 鉴于职业参与率是由风险决定的，风险（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机会）是用职业岗位与总人口比率决定的，总人口相对职业岗位不断扩大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参与足球这一职业——从事足球运动的回报可能很高，但风险却有可能更高。西甲球队20只，对应西班牙人口只有4639万。
1970年，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从二手车市场极为普通的经济现象里，发展出揭示信息不对称的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模型。市场需求增加只会带来职业运动员收入的增加，职业足球岗位则会保持在一个常数。
但当人口超过20万后，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收入虽然可能翻番，职业球员人数却没有增加。2、总量与参与率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足球水平是由天才球星决定的，而天才球星在人口中是平均分布的，一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越多，天才球星出现的几率就越高，足球水平也就越高。
但中国足球的规模诅咒，却提供了一个反常——人口规模越大，足球水平越差。正是因为规模诅咒，像印度、美国这样的大国，也都没能发展起高水平的足球职业联赛。
顶级联赛是一个国家足球生态的顶端，它的容量决定了整个足球生态底层的容量和多样性。由于每个赛季总时间是不变的，两场比赛存在最小时间间隔，这就决定了一个赛季所能容纳的球队总数必定是有限的。在这里我们引入一个职业足球职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刻画投资职业足球的风险。7、理论延伸 现实中，规模诅咒并不仅仅限于足球。
之所以采用多联赛+总决赛的平行架构而不采用甲乙丙丁纵向分层扩大联赛规模，主要是为了增加运动员参加顶级比赛的机会，过长的纵向分层，会增加运动员升级的难度和时间，缩短运动员最佳运动寿命时间里参与顶级赛事的比重。这也要求联赛在空间上的密度必须加大，否则地域越广，足球参与率就会越低。
在这个模型里，诸如去中心化、央地分权、平台经济、头部占优、甚至反垄断等现象的经济含义都有可能得到更有价值的解释。要知道，在中国引入职业联赛之前，一个省就算只有一个足球队至少还有35个省队（加上解放军）。
用有限的资源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口进入足球职业，比同样资源供养几个足球富豪更有效率。中国足球高薪的实践表明，球员收入高到一定水平后，对球员的水平提升几乎没有作用（说不定还有负面作用）。
那么足球运动参与率是由什么决定的？首先当然是职业足球的收入，收入越高，愿意从事足球职业的人就越多。如果一个联赛至少需要10个球队，那么职业足球的最低人口规模，就是10万人。细分的联赛，能有效降低组织比赛的空间门槛，提高基层足球比赛的密度，容纳更多的基层俱乐部、职业教练，同时让具有足球天赋的年轻人在更低的年龄脱颖而出。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中国足球的规模诅咒中同样存在着一个不同于传统垄断理论的规模不经济模型。
5、规模诅咒 不仅日本，纵观世界比较成功的联赛，对应的人口大都在5千万到1亿之间。只有单位面积里球队密度足够大，才能组织起高密度的比赛。
市场不变而球队扩容，单位运动员的收益肯定会下降，但只要收入高于投资足球需要的最低回报，依然能够提高足球运动的社会总参与率。足球职业运动员的数量并不是总人口的单调函数，而是足球运动的社会参与率和总人口的乘积决定的。
超过门槛规模后，人口规模越大，能支持的球队越多，足球水平也就应该越高。但同时，如果从事职业足球的门槛非常高，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机会非常小，为其投入的风险就会加大，这时即使职业收入很高，社会的足球参与率反而会下降。